俞恒

我家地头有一块很大的石头。干活累了的时候，我会坐在上面歇歇脚。

那块地是我家最差的一块，土层很薄，东一块西一块裸露着沙砾，让我想起给这块地犁、耙、种、收的那头老驴，和它身上东一坨西一坨脱毛难看的背脊。趿拉着布鞋，吆喝着满身秃斑的老驴，耕植一方土比沙瘦的薄田，和吃了几十年的苦苦菜一个味道，吃时有苦味，不吃想得紧。

我歇脚的时候，老驴也可以歇口气。它先是安静地站着，略微地喘着气儿，定定地看着我，面无表情。我点着烟，诧异地看它一眼，它便转头看向别处。“倔驴！”骂完我回过头开始思量。这块地需要添加一层厚的阳土才能改造过来，才能长出超过投入的收入。地邻尚大叔多次说过：“人哄地皮子，地哄肚皮子。种地，不下苦不行啊！”“今年冬天开始吧。每冬一个月，三年应该可以做到。”我估摸着，掐灭烫着了中指的烟头，再卷上一支。

“哗啦”一声，身边的转头犁翻倒。不用看都知道，又是老驴看见了地埂上哪一簇可口的冰草。我起身。老驴正拔腿自顾自地奔向看好的目标，翻倒的转头犁拽在身后，偏了方向，迫使老驴斜着身子，和我刚种下麦种，侧身用力拽着一袋沙土磨地时的样子很像。“你学我。”我苦笑一声，卸了农具，从脖颈顺着毛抚摸到屁股，轻轻拍一下，“去吃吧，我歇歇，你也放放风。”老驴不会笑。我抚摸它的时候，它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中的感激和默契，我是能感受到的。毕竟我已经和它相处了很多年，像兄弟一样。

到后晌午，人很累了，老驴也累了。每次到地头掉头，离那块石头很近时，老驴就会抽空偏着头看我，盯着我的脚步，猜测着我会不会坐到那块石头上去。它的和奶奶的小脚差不多的蹄子也开始出现紊乱，很有故意的嫌疑。这时候我只需要佯装举起鞭子，它马上就会进入状态。我们是有默契的兄弟。

再后来它会做得更过分。快靠近石头的时候，开始止步不前，用蹄子刨地。“你这是要抗议啊？”看我要举起鞭子，它倒先发飙，前半身侧着作躲闪状，后腿紧绷，大有运动员摩拳擦掌等待发令枪抢跑的架势。

这老家伙，心眼儿还挺多的。我又好气又好笑，扔了象征性的鞭子，故意走到大石头边再回来。这时候老驴就会很受辱的样子，两片大嘴唇咂巴着，口吐白沫，四蹄刨地，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。

老驴走了，不是卖的，是病死的。它咳嗽，灌了药，打了针，不见好转。第三天早上，当我准备看看它的状态再做决定时，它已经没有了呼吸。父亲整夜守着，一直没有休息，还曾请来兽医，但老驴还是走了。我和父亲默默地把它埋在了这块瘦地的地头，埋在了那块大石头的旁边。那天，母亲流了泪。那天，我也流了泪。

老驴离开了，小驴还嫩，没有调教好，不能使唤，老驴的活计就落到了人的肩上。我像先人们一样，开始用铁锹一锹一锹翻地，用老驴拉过的看起来一下子大了太多的驴架车拉粮食。我很诧异，难道是一头毛驴把我们送回了远古的刀耕火种？

这种原始的耕作状态，把我们逼到了绝境。我们一镰一镰割麦，一手扶腰，一手提镰，眼巴巴看着不远处的收割机把我们的羡慕吸进轰鸣，再跟秸秆沫一起排到地里，最后转过头碾压进深深的辙印。我们三个人拉着结结实实一驴架车麦捆，无论怎样撅着屁股蹬着腿喊着号子使劲，却怎么也爬不上拖拉机畅通无阻碾压出来的很高的地埂。只好卸掉一半，推上去再重装。直至后来驴架车只能放在遥远的大路上，把麦捆背出去再装车。要不是离家太远，我想索性背回家更好。收割机要路过我家的地去里面的田里收麦，我们就得提前两小时赶过去割开一条路，不管麦穗青绿还是成熟。每天凌晨三四点下地，夜里十一二点收工，搭上一整天带着草帽洗桑拿的待遇，还是被抢种回茬粮食的灌溉水追赶得踉踉跄跄，背不及最后的麦捆，捡拾不及地里的麦穗。

筋疲力尽时我想，老驴在的话，也该反复斜着眼瞅那块平整的大石头了。坐在石头上一边歇口气一边纳闷：父母亲真的没有40块钱吗？去粮站卖完粮，我也看到过现金。40块钱值得起早贪黑大半个月熬在大太阳下又割又背又拉又打又扬吗？村民的眼神，同情或者可怜，但我感觉到的，是萦绕在眼前的卑微和无能。

恼怒地一巴掌拍到石头上泄愤。好疼。马上抬起手用嘴吹——我看到了磨烂的指缝间渗出的血迹。对，40块钱，够带流鼻血的弟弟来去一次兰州的车费了，也够送三天两头不舒服的奶奶住一次院了。只要用人力能够解决的问题，就不应该多花一分钱。省出一分，就能填补一分的窟窿。力气就是用来换钱的，留着到明天也是浪费。

有时候我会有一种自豪感：我们一直在用人力与机械抗衡。我们成功地实现了从远古社会向机械现代化的跨越式过渡。我们用了相同的时间，拉慢了一部影片的节奏，和老驴一起，踱着不紧不慢的脚步，细嚼慢咽感受着慢镜头带来的味道。老驴咳嗽着走了，我们接过了它的活。奶奶微笑着走了，寿终正寝。弟弟留着鼻血走了，带着父母的回天无力。父亲走了，连同瘦成劈柴的骨架。爷爷走了，撅着那把高寿的山羊胡。

多方借贷，终于，我买了一辆三马车。

开进门的那一刻，比娶到了新媳妇还高兴，走路都有点不知道高低，整个家里神清气爽，焕然一新。走出大门或逛街的时候，走路的声音也充满底气。

我用三马车拉着老驴用过的转头犁犁地、木耧种地、刺耙耙地，直到雇更专业的拖拉机。我们成功地熬到了村里最后一家用收割机，也是最后一家雇用别人的拖拉机拉麦、犁地、耙地。再后来三马车能做的就只有两件事：把收割机仓里的收成拉回家；作为出行的工具。

孩子们成家后，我和妻子先后做了大手术，地里的活已经不能胜任，只好把土地流转。好运的三马车却不似老驴需要颐养天年，闲置着愈发破损得快：锈迹斑斑，胎爆，直到打不着火。跟送走老驴一样，我送走了三马车。站在门口，看着收破烂的矮小老头把三马车挂在他的大三马车后面拖走，我想起了老驴，眼睛潮潮的。我知道它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这是好事儿，我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。它的到来，把我们从远古的耕作模式带到了有机器的时代。在它远去的影子里，有爷爷的山羊胡，有爸爸佝偻的腰身，有踩着蹄花的老驴，有那块瘦地和地头的那块硬石头……

老驴走了，日子越过越好，这终归是好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