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赵柒斤

“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，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，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，一起为梦想奋斗、为幸福打拼。”象征着力量、速度、活力与进取精神的“马”，作为一种文化符号，与我国的历史、战争、交通运输、农耕以及社会变革等有着深刻的联系，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，宽阔的公路至今仍被称为“马路”便是最好的例证。

作为一种哺乳动物，大约五六千年前，马被先民驯化成家畜，使其为人服务，也顺利地进入古代使用的“干支纪年法”，即“十天干”和“十二地支”相结合表示年、月、日等，每60年循环一次。为便于民众记忆，先民将12种动物（即十二生肖）与地支对应，其中“午”地支对应的生肖为“马”，排第七位，“午马”由此而来。“马年”最早的文字记载可追溯至周朝，《诗经·小雅·车攻》中的“吉日庚午，既差我马”便是佐证。东汉思想家、哲学家王充《论衡·卷三·物势篇》曰：“午亦火也，其禽马也。”进一步证明马年在东汉时期作为纪年单位已广泛使用。

“六畜”之首的马，作为十二生肖中的佼佼者，自古便与人类文明紧密相连，堪称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鲜活音符。中国古代，马最重要的功能是用于拉车和军事。《穆天子传》卷四云：“癸酉，天子命驾八骏之乘，赤骥之驷，造父为御。”《诗经·大雅·绵》谓：“古公亶父，来朝走马，率西水浒，至于岐下。”夏商周之后，战争规模越来越大，战车已成为战争的主力和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准，以至春秋时，出现了“千乘之国”甚至“万乘之国”，正如西汉晁错《言兵事疏》所言：“平原广野，宜于战车、骑兵作战，步兵十不当一。”马车因其强大的突击能力和机动性，很快成为战争的利器。因马在古代战争和交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，所以马在社会生活中备受重视，反映在语言文字中，与马有关的词汇便应运而生：“马褂”“马裤”“马甲”“马靴”等都是与骑马有关的装束；“千军万马”“单枪匹马”“招兵买马”“马到成功”等反映出的是马和战争的关系；马是战斗力的一部分，便有“兵马”“人马”“车马”等复合词；“快马加鞭”“马不停蹄”“走马观花”“悬崖勒马”等都是骑马代步生活的反映；“拍马屁”“下马威”“回马枪”等都是与马有关的惯用语。马曾是交通运输的主力，直到当代，中国的道路仍被人称为“马路”。

其实，相传中华始祖黄帝“命竖亥通道路”，并以“横木为轩，直木为辕”制造出车辆，车行道正式诞生，人类陆上交通出现了新局面。《史记·夏本纪》称大禹“陆行乘车，水行乘船，泥行乘撬，山行乘撵”。商汤的祖先“服牛乘马”远距离经商，揭开了以畜力为交通运输动力的历史，从商朝殷墟发掘中，考古学家发现了碎陶片和砾石铺筑的路面，并出现大型木桥。西周统治者不断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及附属服务设施等建设。《诗经·大东》云：“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；君子所屐，小人所视；睠言顾之，潜焉出涕！”《周礼·地官·遗人》曰：“凡国野之道，十里有庐，庐有饮食；三十里有宿，宿有路室，路室有委；五十里有市，市有侯馆，侯馆有积。”西周公路技术等级又分为路、道、涂、畛、径等五级，“路”容乘马（牛）车三轨、“道”容二轨、“涂”容一轨、“畛”走牛车、“径”为田间小路。“马路”最初指宽阔的道路，《尔雅·释宫》曰：“五尺谓之步，倍步谓之马。”就是说，一辆马车通行的叫“途”，通行两辆马车的叫“道”，通行三辆马车的才叫“路”。可见，马路的“马”最早是量词。

步入秦王朝，“马路”发展迅猛。尤其是秦始皇一统中国后，按“车同轨”要求，秦国历时十年致力修建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、通向全国的驰道网。《汉书·贾山传》谓：“为驰道于天下，东穷齐、燕，南极吴、楚，江湖之上，濒海之观毕至。道广五十步，三丈而树，厚筑其外，隐以金椎，树以青松。”驰道就是“马路”。汉承秦制，在秦王朝原有道路上继续扩建延伸，构成了以京城为中心向四面辐射的“马路”交通网。

战乱频仍的魏晋南北朝，道路建设并未停止。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下诏，除保持马路畅通无阻，还开启了马路的日常养护，同时，唐朝的城市道路建设也突飞猛进。宋、元、明、清的马路建设均在原有基础上都有所提高。

“马路”一词在近代史上又被赋予了新含义，即指代按照西方标准铺设沥青、平坦宽阔的适应马车和汽车行驶现代化道路。更有趣的是，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一些抱有偏见的西方记者故意刁难敬爱的周总理：“在中国，明明是人走的路，为什么叫‘马路’？”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：“我们走的马克思道路，简称‘马路’。”

的确，“马路”是有趣的称呼。可以古雅，如秦王朝的驰道；可以摩登，如现代平坦宽阔的“美丽公路”；可以盛载悲伤，譬如“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？”可以反弹快乐，譬如一对情侣漫无目的地闲逛俗称“压马路”……透视“马路”，可以不仅了解一个词汇的形成过程，更能窥见中国社会特别是交通运输发展的轨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