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孙斌
初识小蔡，是在她的裱画店里。朋友带我进门时喊了一嗓子：“小蔡，给你带了个徒弟！”她正埋头托画心，抬起头来。我盯着她看，忍不住笑出了声——太像一个人了。没等我开口，她倒先喊了出来：“宋—祖—英。”三个字脆生生的。三个人都笑了，算是完成了拜师礼。
那年我和老伴退休，老伴重拾儿时爱好画国画，朋友同事都来讨要。一张宣纸画，怎么给人家？我心血来潮学起了裱画。
小蔡比我小十五岁，叫我嫂子，我喊她小妹。可每天到了裱画店，她只埋头干自己的活。我问能做点什么，她抬起头说：“嫂子，你吃不愁穿不愁，随便看看玩玩。可我是以裱画为生呢。”
这句“以裱画为生”，我后来才算真正懂了。
那天来了个顾客，要裱一幅四尺牡丹。小蔡把画面朝下铺在案上，喷水、扫平、刷浆糊——那浆糊清得跟水一样。紧接着一手拿排刷，一手捏着一卷洁白的宣纸，一刷接一刷，纸和画就合在了一处。只听“呼”的一声，她把那湿漉漉的一体画提了起来，转身贴到墙上木板上，刷刷几下，平平展展。
我站在旁边，看呆了。湿透的宣纸薄得像层膜，怎么提得起来？我还没缓过神来，她拿起一个竹启子伸向墙上已经干了的画，三下两下取了下来，完完整整。
她擦了擦手，只说了三个字：“托画心。”
后来从书上知道，托画心不过是装裱的一小部分。裁切、镶嵌、覆背、上墙、晾干、磨压、装杆……哪一道都不是省力的活。
裱画店里常来一个扎马尾辫的男画家，专画老虎。那天他摊开一幅新作，几只小老虎活灵活现，像要从纸上蹦出来。小蔡说：“这顽皮劲儿很像我家的三个小老虎。”我正看得入神，门口忽然涌进来三个男孩，你推我搡的，虎头虎脑，活脱脱画里走出来的。
这是小蔡的三个儿子，上中学，中午来吃饭。他们围着小桌坐下，一人端一碗面条。面条是清水煮的，上面飘着几片白菜叶子。三个孩子谁也不说话，低头稀里呼噜地吃，吃得很香。我站在旁边，心里忽然酸了一下。等孩子们走了，我对小蔡说：“小老虎们正长身体呢，得给他们吃鱼、吃肉。”
她那张一向阳光的脸上，飘过一片阴云。她笑了一下，那个笑比哭还让人难受：“嫂子，我懂。”
正说着，她爱人端来了一碗煮土豆，搁在画案边上：“嫂子，你尝尝。”“中午你们俩就吃这？”我看着那碗白水煮的土豆说。小蔡拿起一个，掰成两半，递给我一半：“土豆养人。”
我把那半个土豆塞进嘴里，没什么味道。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我赶紧转过身说：“我回家了”。走出裱画店的门，眼泪止不住掉下来。
那天我照常去裱画店，进门看见小蔡跪在地上镶边。
她一条腿跪着，另一条腿半蹲，整个人弯成一张弓。我问她怎么了，她说是老毛病，泌尿系感染，不碍事。我说那得休息，她摇摇头：“不行，这幅画要得急。”我看见她额头上全是汗，膝盖底下垫着一块脏兮兮的抹布。她想站起来跟我说句话，用手撑着膝盖，起了两次才站起，腰都直不起来。
“小妹，你歇一歇吧。”我拉了把椅子给她。她还是摇头，又跪了下去。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说：“让我来试试。”
话虽出了口可还是心虚，万一弄坏了画心怎么办？我从来没单独上过手。可看小蔡那么难过，我只好硬着头皮蹲下来。小蔡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把手里的工具递给了我。那天下午，她坐在旁边看我干，时不时说一句“轻一点”“慢一点”。她让我从墙上取下一幅画，我拿竹启子的手一直在抖，不知从哪进去，她一步一步给我说着，总算把那幅画对付下来了。
有一天，裱画店来了个衣冠楚楚的男人，腋下夹着一卷字，说要裱十幅八尺的毛体《红军不怕远征难》。小蔡跟他谈好了价，接下了活。我心里替她高兴，偷偷跟她说：“这笔钱挣了，给三个小老虎顿顿吃臊子面。”小蔡也笑了，是那种真心的高兴：“好啊。”
还没等这批字干透，那男人又来了，说再裱十幅，到时候一起取。我又高兴了：“这下好了，顿顿红烧肉！”“对，红烧肉。”小蔡笑得眼睛弯弯的。
那二十幅八尺大字，上了四十次墙。八尺的幅面，一个人托起来往墙上贴，每次不仅踮着脚尖、举着胳膊，还要踩上凳子，湿透的宣纸啊，没有真功夫，早就烂了，真拿不起来。一张弄完，胳膊酸得抬不起来。人累得动弹不了，这批活小蔡和我加上她爱人整整忙了一个多月。
字裱好了，整整齐齐码在裱画店里。一天、两天、一个月、两个月……那男人再没有出现过。半年后，我沉不住气了：“这个大骗子，一把火烧了算了！”小蔡正在刷浆糊，手里的排刷顿了一下。她没抬头，沉默了好一会儿。我看见她的肩膀微微起伏了一下，像是在咽什么。然后她轻声说：“那人怕是遇到什么难事了。”她把那些字架到了房梁上，一把一把地抹眼泪。
第二天我去裱画店，她已经开门了，正拿抹布擦案子。那堆字在房梁上搁着，谁也没再提。但从那以后，小蔡和他爱人更忙了。她又接了打扫卫生的活，她爱人除了烧锅炉也揽了些小活。
俗话说太阳会从家家门口过。我盼望着太阳早日照到小蔡家。
那年秋天，某家大公司五十周年庆办书画展，找到了小蔡，要裱几十幅字画。我心想太阳总算照过来了，这一次我没敢大喜，怕又把好事说跑了。我只是每天去画坊，默默地帮忙。
小蔡也很从容。她一边干活一边跟我唠嗑：“嫂子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苦、很穷、很可怜？”我没说话。“我感觉我好着呢。”她说着，手上没停，“我一个穷山沟里的女娃，敢走出来闯世界。我在煤矿干过，见过世上最苦的背煤工；还当过装卸工，卖过馒头，当过保姆。虽然苦过累过，可我也没有白努力呀。我现在有一个家，三个儿子，还有这个裱画店。风吹不着雨淋不着，多好啊。”她停了一下，看着墙上一幅还没裱完的字，那上面写着四个字：天道酬勤。“累是累了些。”她笑着说，“可看到那三个小老虎，我就来虎劲了。”
后来我到南方带外孙。她送我一个竹启子：“嫂子，裱画的程序你都知道了。你就用大哥的画慢慢试着裱，多练练就会了。”
到了南方，她的事情，都是电话里听来的。大儿子考上了军校。二儿子考上了军医大学。小儿子考上了财经大学。我在电话里恭喜她，她却忽然压低了声音：“嫂子，学校让我给家长们讲怎么教育孩子。我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哪顾得上教育他们？是老师教得好。”
“同样的老师，为什么别人的孩子没那么出息？”我跟她说，“你天天起早贪黑，孩子们看在眼里。裱画店墙上挂着的那些字——厚德载物、天道酬勤、红军不怕远征难——字里行间都是道理。裱画店里来来往往的文化人，言谈举止都在熏陶着他们。你那小小的裱画店，就是一方沃土，怎能不长出好苗子？”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我听见她吸了一下鼻子。
又过了些年，儿子们都工作了，她衣食无忧。我在电话里说：“裱画店关了吧，该享享福了。”“不能关。”她说，声音比年轻时还亮堂，“我现在给老年大学的老人们免费裱画呢。还有一些文化志愿者捐了好多字画，我帮他们裱好了，送到乡下去。”我被她说得心里发热：“那我们也当一回志愿者。”我寄了些老伴的画过去。小蔡一次次跟我视频，让我看哪幅画挂到了哪个村的文化站、哪户农家的堂屋里。
前些天我们又视频。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。我说：“你还是那么漂亮，宋祖英都比不上你了。怎么养的？”
她哈哈大笑，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：“怎么养？裱画啊！原先裱画是养命，现在裱画是养心，养神又养颜。”笑声透过手机屏幕传过来，满屋子都是。我笑着说：“看来我得赶快回去继续跟你学裱画了。”